2022年麦收时节，联合收割机在曲周县河南疃镇收割小麦。（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袁勤芬摄
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院里，有一块刻着“改土治碱 造福曲周”的石碑。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供图
2023年5月31日，已从沧州市农林科学院退休的赵松山在青县查看“沧麦6002”繁种田。 赵松山供图
“盐碱地治理从来不是哪一个具体的科研单位、哪一个具体的人、哪一个具体项目的事儿，这是一个系统工程。”6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如是说。
“几十年来，在河北盐碱地治理改造问题上，‘国家队’‘省级队’‘地方队’紧密配合，合力攻关，是一种常态。”2023年10月16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刘小京这样说。
2023年10月中旬，一场期待已久的秋雨过后，盐碱地上，冬小麦抢种大面积展开。
在南皮，播种的多是中国科学院李振声团队培育的“小偃60”“小偃155”。
种子虽不同，但都不简单。尤其是“沧麦6002”“捷麦19”及其衍生品种，其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一位来自河北的基层科研人员，提着一个老式草绿色帆布旅行包，走进刚落成不久的国家作物种质库。
他就是在沧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今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从事小麦育种的赵松山。
国家作物种质库，承担全国作物及其近缘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长期战略保存与供种。当时，这里有来自全国小麦主产区的30000多份冬小麦种质资源。
参加了“七五”国家课题“冬小麦品种资源耐盐性鉴定”的赵松山，如入“宝山”。
他要从这30000多份种质资源里，找到最适合沧州盐碱地小麦品种改良的那一粒“金种子”。
1983年，各地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解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赵松山申请由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今河北北方学院）调回家乡沧州，上级准备把他安排到沧州市种子公司。
“这是一个人才，应该让他学以致用，去搞育种！”赵松山当时的领导韩风山为此三赴沧州，到没有一点熟人的沧州地区行署，一再恳请。
回到沧州第一年，赵松山骑着自行车，与种子公司、种子站等单位几位搭档一起，转遍当时沧州下辖的所有县，调查了沧州盐碱地主要分布区。哪个地方盐碱度如何、水肥条件怎样，用的什么种子、产量如何，他们摸得一清二楚。
从土种“小红芒”“红秃头”，到省内良种“辛石麦”，再到国家级科研单位培育的“农大311”“科遗26”“科遗29”……赵松山对本地小麦品种状况了然于胸。
此番赴京取种，赵松山在心里已明确了一个原则——产自长江以北，耐盐碱、耐旱、丰产、抗倒伏。
从此，每年秋天，赵松山都要坐四五个小时的火车，去北京取种子。一次取四五百份，每份二三百粒，加上包装，满满一旅行包。
“七五”“八五”期间，赵松山连续参加了两期国家课题，从国家作物种质库共背回5000来份这样的“宝贝”。
拿回来一批，鉴定一批。仅从“七五”期间取回的2000多份种质资源中，赵松山就挑选出260多份优异亲本。
同时，凝结数代育种专家心血，由中捷友谊农场农科所（今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培育的耐盐碱品种“71-321”，也引起赵松山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后，与改土治水手段的实施近乎同步，在农业部门的推动下，沧州一带进行了第一次大换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受老百姓欢迎的“71-321”，把产量拉上去了一大截。
但“功勋麦种”的增产潜力不是无止境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当地农业生产施肥水平的提高，长期与盐碱、干旱、瘠薄等不利条件抗争的“71-321”，出现了易倒伏的问题。
老一辈都讲究“好地出好种”，可盐碱地的条件太差，应该让种子提前“经风雨、见世面”。赵松山把每份种子一分为二。一半种在好地上，水肥充足，充分的发挥遗传优势；另一半种在盐碱地上，不浇水不施肥，从育种开始就经受盐碱地的考验。下一代，交换。再下一代，再交换。
如此往复，交替选择，历经6年，新一代品种终于培育成功——植株高度比“71-321”降低28厘米，旱作雨养条件下，试验田亩产300多公斤。
1998年，“沧麦6001”正式通过品种审定。此后，赵松山又培育出“沧麦6002”“沧麦6005”等一系列广受群众欢迎的品种。这些品种，大田平均亩产接近300公斤。
“做育种的都知道，种源是最宝贵的。什么样的国家能集中30000多份种质资源，任由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育种人员筛选？什么样的盐碱地，能有幸获得5000多份良种资源加以选育？”赵松山说，“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
2012年，沧州市农林科学院阎旭东科研团队，在当地农户家中搜集到“小红芒”等多个沧州本土抗旱耐盐特性突出的农家作物品种，其中就有“沧麦6001”等旱碱麦传奇麦种的本土祖先。
如今，“小红芒”和另外200多个沧州本土原生耐盐作物品种，就保存在国家作物种质库，等待后来者进一步筛选和研究。
而今年已经71岁的赵松山，又一次走向那片他熟悉的盐碱地，与那些来自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从事分子育种相关研究的年轻人一起，继续他放不下的育种研究，传授他毕生积累的盐碱地小麦选育经验。
1985年春天，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首任站长的田魁祥，把一个“稀罕玩意儿”弄到南皮的办公室。
这是一台搭载了Intel8086处理器、在当时属于主流配置的IBM电脑，时价5.5万元。
田魁祥要带领规划团队，用它处理数据，在此基础上为南皮编写一个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被引入农业领域。
“县域也要有农业发展规划，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1984年，田魁祥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委员会在栾城举办的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培训班。“感受最深的是，一定要重视资源和产业的关系。具体到南皮，自然资源是怎样的，怎么利用，能种什么、养什么，必须搞得清清楚楚。”田魁祥说。
就在那台电脑上，田魁祥用刚开始流行的BASIC编程语言，完成了对南皮自然资源数据的统计分析。不久后，南皮第一个农业现代化发展总体规划出台。
“规划确定县域西部为综合发展区、中部为枣粮林牧区、东部为粮牧林果区、东南部为棉油作物区，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通过增产增收，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担任过南皮县农业局（今南皮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的罗春达回忆。
“枣树与经济作物间作，形成农田林网化，改善田间小气候，提高盐碱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科研人员口中的大道理，在老百姓听来过于高深。
乡里倒是有办法，定了“三个5毛”的奖惩政策：每种活一棵枣树奖5毛钱；按照一人一亩的种植量，每少种一棵罚5毛钱；来年验收，每少活一棵，罚5毛钱。
“按照规划测算的标准种下来，1亩地种14棵枣树，1棵树差不多能收四五十斤枣。那时当地人均年收入才500多元，1斤枣能卖到1元至1.2元，光1亩地的枣树收入，就超过当时的人均年收入。”田魁祥说。
为提高产枣量，常庄乡特意请技术人员上门给老百姓讲解枣树早果早丰管理技术，没想到，为此还闹了不少笑话。
枣树管理有项技术叫定干，就是枣树长高后，要剪掉顶部，干高只留1.3米到1.5米。技术员到村里来定干时，老百姓不理解，为什么好不容易长到三五米高的枣树要去顶。有拦着不让动的，有拿着剪下来的枣枝追着技术员要打架的，有些甚至一直追到乡政府，说他们是搞破坏。
在轻度盐碱地上搞枣树与经济作物间作，在中度盐碱地上种苜蓿……在常庄乡，老百姓开始真切尝到规划的甜头。
苜蓿耐盐碱、好成活，当时干苜蓿的价格比粮食还高一些，老百姓也愿意种。20世纪80年代末，南皮苜蓿种植培养面积达10万亩，打出了“紫花苜蓿第一县”的招牌。
规划，由纸面上的文字，变成一棵棵枣树、一株株棉花、一捆捆苜蓿，实实在在地鼓起了老百姓的腰包，又变成一粒粒良种、一袋袋化肥、一台台农机，反哺到曾经“种啥啥不收、栽啥啥不长”的盐碱地里。
“南皮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到现在已经做了好几轮，但从第一个规划就开始倡导的重视资源和产业关系的指导思想，一直没变。”罗春达说。
事实上，在田魁祥把电脑搬进盐碱地之前，1980年9月，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也派出农学、农经、气象、畜牧、土化5个系的15名师生来到曲周，本着充分的利用自然资源、科学安排农林牧副结构的原则，为当地编制了综合治理盐碱地的远景规划。
规划引领，是确保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站得高、看得远、谋得实的一条重要经验。
2013年，“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实施，河北明白准确地提出规划先行，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今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农林科学院等联合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
“这个方案经过1年调研，采用遥感技术，统计了项目区气候资源、土壤资源、作物等的空间分布情况。”2023年11月1日，“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河北项目区首席专家、省农林科学院原院长王慧军介绍。
在河北，“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的实施，除了实现粮食增产，还转化适用成果110项，初步形成施肥服务、农机服务、植保服务、信息服务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带动种业、加工业、养殖业、有机肥产业等发展。在这片土地上，还建设了3个国家级农业科学技术园区和22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回首一个又一个规划，不难发现，棉花东移、冬枣崛起，旱碱麦、牧草、养殖、水产……当初规划的这些，已从纸面上一项项落实到曾经遍布盐碱荒滩的大地。
2023年11月印发的《河北省盐碱地综合利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则明白准确地提出，坚持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分类实施不相同利用模式，科学发展盐碱地特色农业。
2023年初冬时节，没有了浓密树荫庇护，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的那座汉白玉石碑愈发显眼。
碑的正面有“改土治碱 造福曲周”8个红色大字，背面刻着60多位参加曲周改土治碱项目的专家学者的名字。
1993年，曲周28万亩盐碱地实现“全年亩产超千斤”。正是石碑上记载的这些人，从天南地北会聚到曲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用新技术、新方法彻底改变了“老碱窝”的面貌。老百姓感念他们，强烈要求送他们一份大礼。
石元春、辛德惠、林培、毛达如、雷浣群、陶益寿、黄仁安，这7位北京农业大学老师，是最早一批来到曲周的。
“他们经历的条件最差、吃的苦最多。”在曲周张庄村党支部原书记赵文印象里，这些人一来就和他们一起下地挖沟，中午在地里啃个三合面窝窝头，连水也没有，啃完继续干，天黑才走。
1974年初，气温已经接近-10℃，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农田水利专家黄仁安还在忙着指挥冬灌压盐。
周围人还没回过神儿来，50多岁的黄仁安一下子就跳进齐腰深的水里。随后，几个民兵也跟着跳下去，下面人堵，上面人填，好不容易才把决口堵住。黄仁安他们几个被拉上来时，人都冻得没知觉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辛德惠的一部分骨灰就安放在这里。每年清明前后，都会有当地农民自发赶来扫墓。
“辛老师虽然戴眼镜，但膀子一甩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像教书先生。”赵文回忆说，“当时，辛老师手上磨出泡、嘴上长了泡、脚底打着泡，我们都叫他‘三泡老师’。”
在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也有一座同样刻着“改土治碱 造福曲周”8个大字的汉白玉石碑。这是1988年，曲周北部治碱区农民自发捐建的。
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今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在南皮刘八里建立盐碱地改良科研基地，所长贾如江；
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今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在南皮乌设立水利改良基地，所长方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科学技术“黄淮海战役”中，中国科学院10余个下属研究所的40多位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南皮进行了多项技术试验；
无形的丰碑，还应该包括那些书写在大地上的一篇篇论文、一个个课题、一项项科研成果。
2023年9月26日，已从曲周县水利局退休的袁海峰，把记者带到曲周王庄村村东的一处排干渠旁。
“当年这儿有一个观测孔，类似于一个小井，深10米左右，孔口直径约10厘米。”袁海峰说，这是用来观测地下水水位和水质变化的，通过定期监测，帮助科研人员掌握区域水盐运动状况。
袁海峰，一位普通的基层水利技术人员，也是1992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之一。他获奖是因为一项专题研究——区域水盐运动监测预报。他以基层科研人员身份参与其中。
1979年，曲周设立了黄淮海地区第一个水盐运动监测站，由曲周县水利部门配备技术人员进行监测。袁海峰是第一任站长。
在曲周北部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70多个观测孔用来监测地下水。为观测地表水以及降水量，他们还设置了20多个地表水观测点。
曲周水盐运动监测站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观测队，他们用最简单的工具——每人一条百米绳、一个取水桶、一些水样瓶，每隔10天监测一次地下水水位，每个月取一次水样。水位数据记录下来绘制成图表，水样送到北京化验分析。
“地方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农大的科研人员是一体的，我们是一家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曲周实验站第六任站长郝晋珉，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就参加了曲周的研究工作。“农大老师设计课题，曲周基层科学技术人员一同参与课题，并帮助具体实施，每一份荣誉背后都凝结着这些基层人员的汗水。”他说。
2023年11月2日，泊头一位种植大户找到沧州市农技推广站原站长孙锡生，请教田间管理技术。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孙锡生在东光、黄骅等地下乡蹲点8年，推广棉花种植技术。
像孙锡生一样，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农技推广人员为这片土地付出了很难来想象的努力，他们同样是改变这片土地面貌的功臣。
“治理盐碱地靠的是一种合力，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河北坚持治理改造、综合利用盐碱地的底气。”王慧军说。
